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的一生（1985）

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毕业于西南联大，后来赴美留学，仅用22个月就获得了博士学位。

他有贤惠的妻子，一双可爱的儿女，父亲是著名美学家，他的人生道路本应是无比轻松、平坦的。

但是，为了一个使命，他选择了为祖国隐姓埋名28年，与亲人聚少离多。

他把全部才智和精力都奉献给深爱的国家，自己却因辐射伤害和极度疲劳过早逝去。

他，就是邓稼先。

出身

右一为邓稼先

1924年的6月25日，在安徽怀宁邓家“铁砚山房”，一个男孩出生了。男孩的六世祖邓石如，是清代书法金石学家、文坛泰斗和经学宿儒。男孩的祖父邓艺孙，曾任安徽教育司长，是安徽学界颇有名气的人物。男孩的父亲邓以蛰，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，是与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共享“南宗北邓”之美誉的“北邓”。

前排邓以蛰夫妇。后立者长女邓仲先（中）、次女邓茂先、长子邓稼先

32岁的邓以蛰为儿子取名“稼先”，意味深长。《说文》中说：稼，禾之秀实为稼，茎节为禾。“稼先”，预示着这位邓家后代根植于中华大地，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，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。

邓稼先，就这样带着父亲的期许出生了。谁也不会预料到，这个出了书法家、篆刻家、美学家、哲学家的大家族，却有一位走上核弹研究之路，成为科学家的后世子孙。

求学

8个月大的邓稼先，随母亲来到北京，离开了蝉噪林静、鸟鸣山幽的“铁砚山房”，终其一生，再也没有回去过。就任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邓以蛰，学贯中西，视野开阔，要求邓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，还要读外国名著并亲自兼任儿子的英语老师，给他提供了一个充实而又宁静、闲逸的童年。

12岁的邓稼先，插班考上北平崇德中学。在这里他认识了高两级的杨振宁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，与邓以蛰既是同乡又是同事。两人经历大致相同，志趣相投，因而交情甚笃，常来常往，父辈的友情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。而邓稼先和杨振宁，保持了整整50年的友谊。

邓稼先与杨振宁最后一次合照

突如其来的“七七事变”，打乱了邓稼先的求学生活，而生病的父亲无法携全家随学校南迁。日寇凶相毕露，北平形势日紧。终于在1940年，全家决定由16岁的邓稼先带着弟弟南下。临行前，邓以蛰对儿子说：“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…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。”1941年，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。

邓以蛰先生像

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至少给邓稼先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优势。一是超豪华的师资阵容——叶企孙、吴有训、赵忠尧、饶毓泰、周培源、吴大猷、王竹溪……有这些大师、名师指点迷津，邓稼先少走了很多弯路。二是大姐夫、光谱学家、物理教育家、后来做了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教授来指导他。有了教授姐夫的指导，邓稼先获益良多。三是少年时的好友杨振宁早已入学，正在西南联大读书，在学习生活上也给予他很多帮助。

在这所后来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精神丰碑的大学里，邓稼先和其他青年一样，潜心求学，无问西东，为即将毕生从事的研究事业打下了厚实的基础。响当当的西南联大物理系，出了被誉为“四杰”的杨振宁、李政道、邓稼先和朱光亚，还有郭永怀、钱三强等。抗战胜利后，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，一边勤奋学习，一边着手准备赴美留学考试。

而这段时间，他遇到了生命中重要的两个人。一位是北大医学院学生许鹿希，在许鹿希从医学院毕业后，两人结为夫妻，相伴终生。另一位是物理系大二学生于敏，两人邂逅在北大校园，却相见恨晚，一见如故。时隔二十年之后，两人再度相逢，将携手干出一番大事业。

邓稼先与许鹿希

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左起：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杨振平

1948年，短暂的北大助教生涯结束，邓稼先远赴重洋，进入美国普渡大学就读物理系。从入学的1948年10月算起，到获得博士学位的1950年8月，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的学习和研究时间只有22个月。1950年8月20日，邓稼先以《氘核的光致蜕变》一文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，这一年，他26岁。

邓稼先在美国深造时的照片

邓稼先博士学位留念照

如此勤奋、聪慧的学生，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十分欣赏，有意带他去英国继续深入研究。那里平台更大，前景会更广阔。但他没有片刻犹豫，婉拒了导师的好意。拿到学位的第九天，邓稼先就登上了回国的轮船。东方，有他的父母和爱人；东方，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。

赵忠尧、钱学森、邓稼先等百名留美学生学成归国，在甲板上集体合影

 炮仗

新中国的50年代，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和希望，归国后的邓稼先生活平稳、轻松、愉快。1950年10月，邓稼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。1953年与许鹿希成婚。

也许，邓稼先陪着夫人回到娘家的时候，除了家长里短，应该还会聊一聊物理学。因为，邓稼先的岳父许德珩，除了“五四领袖”、水产部长等政治身份外，还曾师从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。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，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。

幸福接连而至，1954年女儿典典出生了，大名邓志典。1956年儿子平平出生了，大名邓志平。四口之家，其乐融融。

邓稼先全家照

在新中国一片空白的原子核物理领域，他在学术上也享受到奔腾的乐趣，一篇篇有分量的论文相继发表，为我国原子核理论研究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。沉浸在幸福中的邓稼先，不知道新中国正在酝酿自己的原子弹计划。毛主席拍板了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签下了，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。那么，谁来代表中方与苏联人打交道呢？这个人必须专业过硬、政治可靠，还要觉悟高、品德优、外语好，留过洋最好不过了，最好还能处事灵活，“非邓稼先莫属”。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极力推荐，二机部、中科院同意了。

这是1958年8月的一天，邓稼先来到了钱三强的办公室， “国家要放一个‘大炮仗’，调你去做这项工作，怎样？”邓稼先没有犹豫，义无反顾地同意了。34岁的他可能还没意识到，这对自己以后的人生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。

但回到家，他只能对妻子许鹿希说：“我要调动工作了。”“调到哪？！” “这不能说。”“做什么工作？！”“这也不能说。”

邓稼先只说了两段话：“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，这些全靠你了。”“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，做好了这件事，生命就有意义，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。”

这一年，邓稼先34岁，妻子许鹿希30岁，两个孩子大的4岁，小的只有2岁。那一晚，他们一家人，一起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。第二天清晨，邓稼先离开妻儿，匆匆奔赴新岗位。

攻关

相对平顺的生活和良好的家教，还有丰富的学识，造就了邓稼先温文尔雅、为人随和、恬淡的性格。而1958年，成为他性格上的一个分水岭。1958年7月13日，二机部在北京成立核武器研究所（九所）成立两个研究室：一室是理论研究室，主任是邓稼先。二室是实验研究室，主任是陈能宽。

因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保密范围太大，做什么，不能说；在哪里，不能说；和谁一起工作，不能说。这使得邓稼先与朋友交流的话题，划到了最小的范围，活泼开朗的邓稼先开始变得沉默寡言。久而久之，邓稼先的性格，朝着自己所不喜欢的孤独沉闷的方向发展。

邓稼先的沉默，也源自肩上的责任和压力。向“苏联老大哥”还没学上一年，1959年6月，中苏关系就彻底破裂了。中国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武器，而这，相当于从零起步，谈何容易？邓稼先苦苦思索，终于拨云见日。他最终选定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三个主攻方向。邓稼先全面领导着三个组，随时参与小组讨论——他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。

邓稼先工作照，左边三人从左至右：王淦昌、彭桓武、郭永怀，右边中间是邓稼先

那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、百废待兴，能够提供给邓稼先们的研究硬件设施，只有运算速度每秒不到5万次的大型计算、手摇计算机、拉力计算尺和算盘。就是利用这些简陋的计算工具，邓稼先的研究队伍计算出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流程，九次演算用掉的演算纸，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。

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：“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。”就这样，整整三年时间，邓稼先带着一群年轻人，大略勾画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，邓稼先开始着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框架和构想。

1962年，二机部一个报告打到中央：争取1964年，最迟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。毛主席大笔一挥：很好，照办。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。

1962年年底，由周总理担任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，从全国13个部门抽调了一万五千人的施工队伍，举全国之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发、爆炸工作。中国的原子弹工程，叫做“596工程”。

核爆
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，随着“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”的倒计时报出，爆心区一股强烈的闪光之后，便是惊天动地的巨响。接着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，冲击波如排山倒海向效应区冲去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！

从无到有，中国人只花了五年的时间。

就在举国一片欢腾的时候，邓稼先却悄悄坐专机赶到了医院——他的母亲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书。邓稼先跪在病床前，拉着母亲的手痛哭失声。他无法告诉母亲，这几年自己都去干了什么——因为不能给家里的亲戚一一回信，邓稼先甚至已经被有些亲戚骂“眼睛长到天上去了。”

已经无法说话的母亲，轻轻捏了一下邓稼先的手。

同样无法知道丈夫究竟去干嘛的，还有妻子许鹿希。直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某一天，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来到许鹿希的父亲许德珩家中做客（两人是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好友），许德珩拿着一份“原子弹爆炸成功”的号外对严济慈说：“谁有本事把中国的原子弹搞出来啊？”

严济慈回答：“你去问问你的女婿！”

在两人的哈哈大笑声中，许鹿希才隐隐证明了自己的猜测：丈夫应该是去搞原子弹了。

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搞的第一个“大炮仗”，既是邓稼先不辱使命的一份交待，也是他写给家人的一份万言家书，来不及庆功和休整，邓稼先全身心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。

其实，早在1963年9月，邓稼先领导的研制原子弹的全班人马，就接到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，第一颗氢弹的代号就叫做639。原子弹与氢弹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？原子弹是核裂变，氢弹是核聚变。打个比方，点燃香烟要用火柴，点燃氢弹就要用原子弹了。由于邓稼先及其科研队伍的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，形成了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氢弹设计方案，就是以邓稼先和于敏姓名命名的“邓-于理论方案”。为验证理论，1965年进行了一次，1966年进行了三次核爆实验，充分证明了理论方案的正确性。

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

于是，第二个“大炮仗”很快就来了，1967年6月17日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，其威力相当于300万吨的TNT炸药，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，从原子弹到氢弹，法国用了8年，美国用了7年，前苏联用了4年，而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！

邓稼先和于敏（右）在一起。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，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，起了关键作用，所以他也被称为“中国氢弹之父”。

元勋

1972年以后，邓稼先先后担任了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和院长，肩负重任，他不辱使命。虽然官职越来越大，但毫无官气，也没有架子。始终是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，能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人的信任，也能得到普通工人的信任，被公认为:“难得的帅才。”

1974年，黄昆、邓稼先、黄宛、周光召、杨振宁（从左至右）游览北京颐和园时合影

邓稼先从事核武器研究这些年，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研究工作都是亲手参与、把关、最后拍板的，很多方案都是他亲笔写的，但他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。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，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，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。

1979年在新疆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，左边为邓稼先

1984年，第32次核试验又一次圆满成功。邓稼先就是这样带着新式核武器，也就是中子弹，伸手可及的喜悦，告别了罗布泊。

研制核武器有一个最可怕的恶魔，就是放射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，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，邓稼先也不幸受到了辐射。1985年8月，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，病情十分严重。

1986年6月，中央军委做出决定，邓稼先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一辈子，做了一辈子的牺牲，不能让他就这样走了，国家决定对他解密，公开他的身份，宣传他的光辉事迹。这时候，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，知道是他是“两弹元勋”，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，理论方案的主要设计者，知道他是一个英雄。

但，1986年7月29日，邓稼先与世长辞，终年62岁。邓稼先的岳父，90岁的许德珩老人，在挽幛上写下“稼先逝世，我极悲痛”。是啊，何其悲痛！

奉献

杨振宁在悼文中写道：“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。”这个评价虽有情感成分，但也客观真实。1985年，邓稼先住院期间，杨振宁回国探望，曾问起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获得多少奖金，邓稼先说，原子弹10元，氢弹10元。

原来，1985年，国家颁发原子弹特等奖时，总数是1万元，九院决定平均分配，由于参与研发的人数太多，院里垫上了十几万元后，才按照10元、5元、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。

邓稼先去世后，他主要参与的四个项目：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、氢弹的突破及武器化、第二代氢弹装置的突破、核武器的重大突破，被追授国家科技成果特等奖，奖金各1000元，邓稼先的家属把这些奖金，悉数捐给了九院设立的科技奖励基金。

1996年7月29日，在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这一天，中国进行了第45次核试验，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。当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，郑重宣布：中国暂停核试验。

原子弹、氢弹，这两个“大炮仗”，意义非凡。一是打破了美苏核垄断、核讹诈，二是打碎了“离开苏联中国造不出原子弹”的国际嘲讽，三是使中华民族扬眉吐气，四是培养了一大批核专家、材料专家。这是“争气弹”！

传承

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、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曾说，自己的偶像是邓稼先：“看到他，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，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。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，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？”

2009年，邓稼先被评为“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”之一。199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，追授邓稼先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。邓稼先逝世后，杨振宁写了一篇纪念文章《邓稼先》，饱含感情地写道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正好准确地描述了邓稼先的一生。

1996年，邓稼先曾经的同事——于敏、胡仁宇等著名科学家联名以《十年，我们深刻怀念》为题，在《光明日报》著文，充满深情地回忆：“每当我们在既定的目标下，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，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，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。”

身患重病的邓稼先在医院与同行探讨学术问题

邓稼先留给后人的，除了戈壁滩上的身影，还有他以身许国的精神，正如他自己说的：

“我对自己的选择，终生无悔。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，我仍选择中国，选择核事业。”

（原载于2019年7月29日“红色之声”微信公众号